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清史研究保持良性发展态势，取得了可喜成绩。研究仍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明清易代史、学术思想史、边疆史地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以及晚清史等领域。以下就管见所及，对本年度清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作一概述。

一、学术会议

本年度，学界召开了多次与清史有关的学术会议，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关于清代学术文化的，有“清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为庆祝沈阳成立“清文化研究所”而举行的；关于清代宫廷史的，有“第八届清宫史研讨会”；关于中外关系的，有“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八届中国•琉球历史关系学术研讨会”；关于晚清史的，有“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上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利于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

二、政治史

专著。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该书采取自上而下地由国家看社会与自下而上从社会看国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以下两个方面内容给予了关注：一方面比较关心国家的社会政策、国家的社会性质、国家政令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官书中所反映的地方情况；另一方面从地方志探讨风俗入手，研究清人社会生活，并从风俗习惯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雷炳炎《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对清代世爵世职的产生与演变、八旗世爵世职的封赠与晋升途径、八旗世爵世职承袭制度、八旗世爵世职封赠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内部差异、八旗世爵世职的教育与入仕、八旗世爵世职与清代政治等问题作了研究。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西苑出版社），对方略在清代官修史书中的地位、方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方略编纂的繁盛、延续与低落、方略与清代政治、方略的社会历史观、方略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以及方略的历史文献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鲍永军《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人民出版社），将汪辉祖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揭示了汪辉祖所处时代背景，考察其生平事迹，然后论述其行为背后所依据的幕学、吏治、法律思想，总结其人生哲理，并评价汪辉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科举制。本年度学界掀起了“科举学”的研究热潮，不少学者纷纷撰文研究。李世愉发表了《试论自然灾害对清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东北史地》5期）、《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清史论丛》2006年号）、《科举制度下的朋党之争》（《人民论坛》10期）等文探讨科举制问题。他在“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应重视对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一文，从落地士子引发的社会问题、历代对落地士子的政策、科举制度对落地士子的作用、落地士子自身的选择以及社会对落地士子的态度等五方面对落地士子进行了考察，强调应当重视对落地士子的研究。该文被上海社科联主办的《探索与争鸣》杂志选用，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

礼制。邱源媛《清入关前的宫廷礼乐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清史论丛》2006年号）通过满汉文本的对照，从祭祀仪式、卤簿仪仗、礼仪大典等方面对入关前宫廷礼乐的形成、演变进行了考察，认为清代满、汉两种礼乐模式并存深刻反映了政权的统治思想。李中路《清代太庙与祭祀》（《紫禁城》1期）、刘洋《清代宗祧继承制度》（《法制与社会》3期）、王戈《清代瓷制礼器：礼制的归附与传承》（《紫禁城》1期）、温显贵《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湖北大学学报》3期）等文对清代的祭祀、礼器、宫廷乐等礼制进行了探讨。

吏治。李世愉《卖官鬻爵的历史反思》（《人民论坛》18期）、李润强《清代进士职官迁转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期）、高伟凯和张桂琳合作的《清朝官员腐败成因分析》（《学海》2期）、周保明《清代县衙吏役的内部管理》（《北方论丛》1期）、霍存福《从业者、素养、才能：职业与专业视野下的清代讼师》（《辽宁大学学报》1期）等文，则对与吏治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政治人物与督抚制度。杨海英《施琅史事探微》（《清史论丛》2006年号）从施琅与明末清初福建文武世家的关系、入旗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徐春峰《清代督抚制度的确立》（《历史档案》1期）考察了清代督抚制度确立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三 、经济史

本年度经济史研究主要涉及区域经济、手工业与商业等方面。

区域经济。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4期），针对学术界以所谓的水利共同体及其解体理论来解释明清时期的水利社会及其变迁的观点，结合田野考察、发掘民间文献，分析关中中部的渠堰灌溉及水利社会，对该理论进行若干辨析与反思，认为地权的相对分散也会出现共同体内部权利与义务的脱离，各地水利共同体的解体时间未必统一于明末清初时期。汪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以< 休宁县新编户口鱼鳞现业的名库册>为中心》（《历史研究》4期）指出，康熙年间徽州府休宁县新编户口鱼鳞图册，以现业主“名”登记土地产权，跟踪地权变动，在人口流动和地权频繁转移中使鱼鳞图册名实相符；房屋基地、路、坟等非生产用地分割零碎、地权分散，而图册登记非常详细；在土地登记中，都图管理者在册改错、验明契税、局部丈量、厘清产权，对地籍实行动态管理。秦进才《大觉寺所藏清代契约文书史料价值浅谈》（《中国农史》2期），从北京清代寺院经济活动的可靠记录、北京清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缩影、大觉寺清代历史的真实记载三方面，探讨了北京大觉寺发现的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为研究清代社会经济史提供了新的资料线索。

手工业与商业。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3期），认为以前学术界在铜店数量、路线分合、开修时间上存在不少错误认识，清代滇铜京运路线有分运、递运、长运之分，其中递运中的石门旧道、金沙江黄草坪水道、奎乡道、乌撒入蜀道、罗星渡五道最为重要，而长运沿途的重要站点水路状况复杂，滩险风险追补和程限的制度与实际运行有较大区别。京铜运输是清代规模宏大的运输工程，其运输道路网络相当复杂与完善。

倪玉平《齐彦槐与道光初年海运》（《清史论丛》2006年号）、汪崇筼《清代徽州土地与商业投资回报率的比较》（《清史研究》1期）、邓永飞《米谷贸易、水稻生产与清朝湖南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等文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

四、明清易代史

专著。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版）。该书作者数十年来潜心研究明清易代史，于1991年即出版《明清易代史独见》一书，共收论文11篇，受到学界好评。再版时又增入10余年来精心结撰的多篇论文，并对原书所收各篇进行了全面修订，从而成为面貌一新的增订本。该书涉及明清争战和议、清兵入关、剃发令等重大课题以及对陈圆圆、李岩、毛文龙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史料发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杨海英《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版），对洪承畴与清廷及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清廷赐婚刘夫人、洪承畴自内务府抬入八旗以及洪承畴的宗教意识、自我意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希望能够勾勒一个更加具体、生动的洪承畴形象。钱海岳的120卷、350万字的遗作——《南明史》（中华书局）为纪传体史书，分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对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至永历三十七年间的南明史，举凡政治、经济、人物、战争等重要内容做了深入研究，该书取材宏富，持论平允，创获颇多，深得学界好评。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收入研究洪承畴的文章20篇及4篇“附录”，从多角度、多方位对洪承畴这一在易代之际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物进行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苏双碧《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王宏志《洪承畴的民本主义思想》、李治亭《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刘凤云《论洪承畴招抚东南与经略西南》、王政尧《京剧、闽剧与洪承畴研究》等。

明清之际历史道路。陈生玺《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文史哲》3期）一文指出，从当时的历史实情出发，明朝有不在1644年灭亡的几种可能，李自成也有取代明朝而统治中国的历史条件，清朝也不一定能够入关统一中国。关键是在当时历史的机遇中各方面对现实的选择，选择正确了就成功，选择失误了就败亡。明朝、李自成和清各有选择正确方略和举措失误的经验和教训。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体现了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种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

明遗民。孔定芳《清初“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意义寻求》（《历史档案》2期）、《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明遗民与“博学鸿儒科”》（《浙江学刊》2期）等文对明遗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其中，最后一文指出，鸿博之征促成了遗民社会的严重分化。除部分志节坚贞者拒绝应试以外，亦有部分遗民一改从前之强项不屈，或出而应征，或先拒而后附。这种分化说明明遗民已然发生深刻的观念蜕变。杨权《岭南明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学术研究》2期），考察了清初遗民僧函可一案，认为它与地下复明运动相关，并非“清代第一文字狱”，而是一宗牵涉到洪承畴的反清“谋叛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