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实为其主要内容，其中又以海防建设为重点。作为洋务运动开创者和领路人的曾国藩，对推动晚清海防的建设和发展，抵制外来侵略，作出了较大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侵略者挟船坚炮利，踏浪东来，如入无人之境，中国万里海疆，无资防守，国家安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外力的侵逼下，清政府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海防，故《清史稿》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1]4095”但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许多人沉溺于万年和约的迷梦之中，重蹈虚骄。诚如《软尘私议》所称：“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2]529。在盲目自大，严防夷夏之辨的心理惯性下，林则徐、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恰如空谷足音，应者寥寥，无法生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趋向。就这样，二十年光阴瞬间逝去，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圆明园的一把大火，烧醒了一些沉睡于迷梦中的中国人，这其中就包括了曾国藩。
在早期与太平天国对阵的过程中，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并尝到了甜头，他总结湘潭、岳州两次战役取胜的原因时便深有感慨地说，“实赖洋炮之力”[3]161。不过，由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太平天国，西方文明的优势未能引起他的深思。当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之时，曾国藩思想大受震动，他在日记里记载了他的感受，“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4]557，感到“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4]669。在西方侵略者步步紧逼之下，曾国藩鉴于列强“恃其船坚炮大，横行海上”的严酷现实，率先从虚骄和自大的士大夫中分化出来，发出了“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的设问，找到了一个新的救时方案——“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5]1272。二十年前，林则徐、魏源已经道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先声，但这种议论却无法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只落得了“开花不结果”的结局。曾国藩斯时之言与此后之行表明他已勇敢地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时代终于听到“师夷长技”的回音，以他为起点，“师夷长技”终于从一种议论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自觉。是故后世学者指出，洋务派的洋务思潮“成为近代海防论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6]1。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其开启近代海防建设之功是其他人很难替代的。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曾国藩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践履者，但如果停留在这种认识层面上，曾氏未免有拾人牙慧之嫌。其实细究下去，“师夷智”的内涵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本文主旨不全在此，仅就“师夷智”与晚清海防建设关联方面作些探讨。其一、购买船炮。要想迅速弥补中外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拿来主义”不失是一速效之方。清政府购买船炮之议始于1861年，奕奏请购买外洋“小火轮，益以精利枪炮”，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曾国藩赞成购买船炮之议，称其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但与奕的认识来源不同，他认为“目下贼氛虽炽，然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相较而言，曾国藩的眼光更为长远，“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7]1603。“救时”一词包含着曾国藩对西方侵略者的威逼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的担忧，在他看来，“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8]704才是心腹之患。由此观之，曾国藩在购买船炮之始就有建设海防，抵御外洋的动机。其二，自造船炮。曾国藩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军需工业，就无法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保卫国家的海防安全，从根本上说，“造船制炮”才是海防建设的重心所在。因此，在赞同购买船炮的同时，他又指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7]1603。1861年9月，湘军攻克安庆，太平天国施加给湘军的压力大大减轻，局势朝着有利于清廷的方向发展。是年，曾国藩在此建立安庆内军械所，除“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9]142外，又命徐寿、华衡芳等试制蒸汽轮船，以展“争夺海上之志”[10]15。次年8月，制成蒸汽机，曾国藩观看演试后，在日记里记载了其喜悦心情：“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1]766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发生，给兴致勃勃准备买船仿造的曾国藩迎头一击，他痛定思痛之后，决心“另求造船之方”，委派容闳去国外“购办制器之器”[12]4112。此后，轮船制造事业进入了一个扩充发展的阶段。1865年，徐寿、华衡芳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反复的试验，终于完成了木质明轮蒸汽轮船的试制。次年，在南京举行了首航典礼，曾国藩欣喜异常，特命名为“黄鹄”号，揆其深意，当是取诸于“鸿鹄之志”，他欲与西方侵略者“争夺海上之志”昭然若揭。江南制造局建立后，曾一度中断了制造轮船的计划，曾国藩十分着急，于1867年奏请另拨江海关二成洋税，以一成作为制造局专制轮船的经费。在曾国藩的大力推动下，第一艘木壳兵轮“恬吉”号竣工，他看到“恬吉”“尚属坚致灵便，可以历涉重洋”后，大发感慨：“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13]6092。其三，开启了海防知识的西学东渐之门。在“师夷智以造船炮”的过程中，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入，他开始察觉到支撑西方器物之类机器工业后面的科学知识。由制造引出了翻译，他指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13]6093。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国藩在近代海防建设中，把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内容。他接受了徐寿等人翻译泰西有用之书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该馆先后翻译出版的西方近代科技方面的书籍达百数十种之多，“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14]438。这些外国书籍中，与船炮制造和海军技术等方面相关的有《汽机发韧》、《汽机新制》、《造船新法》、《大炮全轮》、《克虏伯炮法》、《制火药法》、《水雷秘要》、《航海简法》、《御风要求》、《测侯琐言》、《航海通书释例》、《水师操练》、《轮船布阵》、《兵船炮法》、《防海新论》、《海道图说》等。梁启超后来评价说，江南制造局所译的几十种“科学书籍”曾是光绪年间号称“新学家”的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15]71。大量外国书籍的涌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启迪了人们的思想，近代中国人正是以这些书籍为匙开启了外国海防知识之门，促进了近代海防的建设。其四，奠海军留学教育之基。“夷智”由器物到科学技术再到教育，循着这样的认识思路，曾国藩在晚年已经懂得：“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私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16]7332，这种见识成为他接受容闳留学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1871年，曾国藩领衔上奏清廷选派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16]7331。他关注的是在“海国环伺”下中国政府的应急之策，所以便做出了这堪称“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7]70。从1871开始，清政府选送了四批共120名幼童出国学习，由于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于1881年提前将学生召回。在这几批留学生中，出现了海军舰长司令吴应科、海军次长徐振鹏这样的海防人才，在近代中国海防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885年4月李鸿章奏称，“头批学生二十一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其分赴各营教习者，于外洋操法、阵法口令，均臻娴熟，所教弁勇，颇有成效。……他如步算、制造、医学诸大端，均能深明窾要，质诸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官兵。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18] 167—168。尽管留学计划中途夭折，但诚如容闳所言：“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19]93。曾国藩开近代留学的先风，影响了此后展开的海防留学教育。“受此事启发，身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于1872年，最早提出了派遣海军学生出洋留学的建议”[20]76。5年之后，受清政府委派，30名中国青年“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21]199，远赴英法学习船政。试想，若没有曾国藩倡导幼童留学在先，海防留学恐难紧随其后。后世学者，不可不察。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俄、美等国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为巩固其在华利益和进一步扩大侵略，主动提出“借兵船助剿”太平军。曾国藩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22]2060在曾国藩等人的反对下，清政府只好作罢说，“借洋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23]23奕等中央政府官员也认为“借兵助剿，流弊孔多，若只购买外洋船炮，尚属事权在我”[24]921，接受了赫德的建议，主张向英国购买兵船对付太平军。曾国藩赞同奕等人的主张，但他更侧重于“据为己物……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其目的在于“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7]1603。“剿发逆”是为解燃眉之急，“勤远略”是纾长远之忧，其主要用意还是要建立近代海军，对付西方侵略者。
有了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的内外唱和，清政府下定了决心，于1862年决定经赫德委托当时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洽买兵船。英国侵略者打算利用李泰国代清政府购买新式兵船的时机，控制清政府的海上武装力量，以增强英国在华影响。因此借机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所指出的，“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23]24。在购买新式船舰的过程中，李泰国擅自代表清政府和阿思本订立“十三条”，规定阿思本担任舰队“总统”，不仅有指挥新购舰船的全权，而且连同中国原有西式舰船的管辖调度、船舰人员的使用，皆由阿思本、李泰国决定。清政府本意是“船中所用外国人，不过令其教练枪炮、行驶轮船之法，而兵权仍操自中国，不致授人以柄”。1863年，阿思本率舰队驶抵上海，李泰国擅自代表清廷签订“十三条”消息传出后，朝野哗然。清政府明确拒绝“十三条”，在与李泰国争论近一个月后，重新订立了“章程五条”，“议定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25]3590。新“章程五条”的签订，反映了清政府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默认外国人控制舰队的现状，另一方面又想不为外人所制。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想为外人所制恐怕是一厢情愿。曾国藩对此倒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新章程五条”中，“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并非在船常住，已与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相符合”，而此后允准湘军将领“蔡国祥仍须另带中国师船，与轮船同泊一处，其轮船水勇已在外国雇定，毋庸添置等因，则更与购船之初意想违戾”。难能可贵的是，他洞悉了外国人的险恶用意，就其中的利害关系向清政府作了仔细说明，他注意到中国水师船只与外国轮船的巨大差距，指出：“及至约期开行，彼则如箭如飞，千里一瞬，此则阻风阻水，寸步难移，求其拖带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听我号令以为进止哉”[24]934—935。在曾国藩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最后以解散舰队了事。
购买外国轮船，是清政府企图建立近代海军的一次尝试，由于外国侵略者别有用心，企图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最终化为泡影。有的研究者认为，曾国藩反对这只舰队的原因是这只舰队不归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统辖，会夺湘军之功。此论未必尽然。曾国藩在致友人陈作梅的信中说，“李泰国七船近日果否到沪？江阴克复，苏常均有可图，恐彼族攘臂其间，必欲掠为己功。即金陵合围以后，彼亦必驾肩而来，喧宾夺主，夺我将士之功尚不足惜，所最惜者，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12]3949。由此知之，曾国藩或有担心阿思本舰队分享湘军胜利果实之私，根本的原因还是有养虎成患之忌，担心中国政府无法“权自我操”。这一举措，对晚清的海防建设影响很大，在此后北洋水师的建设上，清政府始终坚持了“一切调度机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18]249—250的原则。应该说，曾国藩此举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阿思本舰队事件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完全依赖从外国购买船舰，建立海军是行不通的。此后，曾国藩更加坚定地推行造船工业。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虽在沿海各省设有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26]3981。是故太平军于1952年在湖南益阳、岳州建立水师后，数月之内，便顺流东下，攻克金陵，接着又逆流西征，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清政府的绿营水师难抵其锋芒。曾国藩鉴于太平军“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3]77”之势，于1854年创建了湘军水师。他采取整治水师、制造战船、购置洋炮等有效手段使湘军水师成为了平定太平天国的重要力量。清廷在论功行赏时认为，“论平寇之功，以国藩创立舟师为首”[27]344。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正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血战的曾国藩，遭遇了挟利器自海面东来在中国水域肆行无忌的西方人。这是一股远非太平军所能相提并论的势力，亦是超出中国历史经验的外来者。他们的出现，让一些有知而畏的中国人彷徨乃至惊慌失措。薛福成曾记下了一个关于另一中兴名臣胡林翼的事情，他在安庆策马江边时，见到洋人汽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而“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致坠马”[28]17。安庆攻克后，在湘军将领眼里，平定太平军似是情理之中。而这些历史经验以外的外来客的强势，确实让他们始料未及。曾国藩直抒心里忧虑：“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8]655。当然，惊慌失措是苦于一时无良策可施，畏惧是出于对中外实力比较后产生的震惊，接踵而至的是理性思考后“师夷智”的大胆举动。与龚自珍面对衰世“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同，作为地主阶级经世派的曾国藩在乱世迷离时更愿意从历史经验以外寻求答案。“早在购船之议初起时，曾国藩就力图在湘军水师的基础上发展近代水师”[29]58。后世学者的平允论断，足以说明其见识的过人之处。
曾国藩曾奏请清政府“调现泊上海之轮船，由长江驶赴安庆，就近察看试用，令楚军水师将弃，预为练习，侯明年购到洋船，庶收驾轻就熟之功”[9]97—98。其用意是想以湘军水师为基础，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预筹防海之远谋”[30]265。因此，他就湘军水师的未来作出规划：“将来事定之后，利器不宜浪抛，劲旅不宜裁撤，必须添设缺额若干，安插此项水师，而即以壮我江防，永绝中外之窥伺。”[22]2095太平天国事定后，湘军陆师陆续被裁撤，而水师基本上得以完存，并且改为经制之师。1866年，曾国藩与彭玉麟共同制定了《长江水师事宜》三十条及《长江水师营制》二十四条，着手整治水师。两年后，他制定了《江苏水师事宜》十四条，把江苏水师分为内洋、外海及里河三支，“欲使中国兵勇以舟楫为室家，以海洋为坦道”[13]6161。他了解江苏巡抚丁日昌素有捍御外洋之志，“请其考核外海水师事宜”[31]6562。不久，丁日昌提出了外海水师的建设方案，即“拟建三阃：浙江、江苏建于吴淞，山东、直隶建于天津；广东、福建建于南澳，各备轮船十号、艇船二十号，专泊洋面，无事则承运嘈粮，有事则首尾相应，明靖内奸，暗御外侮。”曾国藩肯定和赞同这个方案，指出：“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31]6589—6590在晚清海防建设过程中，围绕着建立几支海军出现过几种主张，最后以建设三支海军为定论，不能不说，曾国藩的影响是暗隐于内的。
外国水师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晚年的曾国藩，对此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指出：“须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一船设一专官，乃可角逐海上，”[13]5895即使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念念不忘“遍徇外国水战事宜，暗师其法，而取其长，乃可日起有功。”[16]7116曾国藩是来自于传统的历史人物，他在传统的桎梏下感于历史的变局，自觉或不自觉地打破了传统，起来为“救时”而图谋建立近代海军与西方列强“角逐海上”，可惜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最终没有亲眼见到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这是不无遗憾的。虽然如此，他于中国近代海军创建的一手一足之功是不应埋没的。
总之，在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的刺激下，曾国藩承“师夷长技”之端绪提出了“师夷智”的主张，事后的发展也逸出了“师夷长技”的内涵。抛开用于对付国内人民来说，其“师夷智”的亲力亲为促进了近代中国海军的建立，推动了晚清海防建设，触及了抵抗外来侵略的时代命题。他坚持海防建设的主权原则是有利于国家国防安全的，同时也将落后的国家如何保障“权自我操”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给后来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虽然清政府的海防建设以1895年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功亏一篑，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曾国藩在近代海防建设上的开先之功。在我看来，前人的探索是组成历史前进链条中的一环，倘若任意否定，其传动效应自然是无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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