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富厚堂家庭档案的馆藏特色
1.1按家庭成员分设藏室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这里曾经保存有数十万册档案资料、书籍和文物，并按家庭成员分别设立馆室保存，素有“求阙斋”、“归扑斋”、“艺芳馆”、“思云馆”、“环天室”和“筱永馆”之称。
“求阙斋”为曾国藩的藏室，主要保存曾国藩的手稿及其收集的史书与重要实物档案。藏室由曾国藩署名，当时的曾国藩官至一品，家业兴旺，且望兄侄子弟戒矫，言：“兄当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今吾家椿萱重庆，……可谓至万全者也。故兄但求阙，名所居曰：求阙斋”[1]。“阙”即“缺”，名求“缺”愿以求全。“求阙斋”馆藏是富厚堂家庭档案中的精华所在，曾经享誉文坛，因曾国藩去世时同治帝赠其谥号“文正”，此室后称“公记书楼”。
“归扑斋”为曾国藩大儿子曾纪泽的藏室，曾纪泽袭侯爵，又出任驻英、法大臣，期间产生了大量文书材料，时由江南制造总局汇编刊为《曾惠敏公遗集》闻世，另有曾纪泽出国使用和购买的书籍。“归朴斋”名源于《吕氏春秋.论人》中“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语，后称“朴记书楼”。
“艺芳馆”为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及其夫人郭筠的藏室，曾纪鸿英年早逝，藏室为郭筠料理，室名出自西晋《文赋》：“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群言”即诸子百家之言，“六艺” 即诗、书、礼、易、乐、春秋。意在吸取古人精华，“艺芳馆”藏品繁多，医、星、算与经、史、子、籍应有尽有，有《艺芳馆诗抄》流传于后世，此又称“芳记书楼”。
“思云馆”为曾国藩纪念双亲而建，取古代“望云思亲”之意，后其曾孙女曾宝荪在此举办家庭学校，其内藏有曾宝荪很多书籍资料和教学仪器。
“环天室”和“筱永馆”则是曾国藩孙辈曾广钧等兄弟保存书籍资料的馆舍，取名原意暂不详。富厚堂藏书楼共为南北两栋，楼楼相通，室室相连，建筑别致幽雅，各馆藏均有目录，虽曾氏家人于三十年代相继外出，但档案资料一直有专人管理，曾宝荪（曾纪鸿孙女）于一九四二年从香港回到家乡富厚堂评价“书楼藏书仍然是富厚堂的精神中心，书楼一尘不染，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2]，直至解放后被政府整体接收，从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私藏完整转为公藏的罕见奇迹。
1.2集书籍、文物与档案一体
近代名人家庭档案中，书籍均占较大比例，只是藏家当时尚未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家庭档案”而已。曾国藩藏书成瘾并引起经济上“东扯西支”[3]，招来弟弟疑其私顾钱财，后曾国藩不得不郑重作出解释：“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唯书籍、衣服二者。……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4]。后来，曾国藩利用在外办理军务的机会广泛搜集地方遗籍、文物，并招专人帮办，使家藏“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5]。其馆藏数量及内容可从以下得知大概。1951年，陈裕新先生代表政府对富厚堂馆藏进行接收时，他发现“一册黄竹纸《曾氏公记书目》手写本，……详列书名卷次，共69页，著录曾国藩公记著书字画1460余种，1980作部，18760册（件）”[6]。这仅仅是“公记书楼”的部分馆藏。3年后，尹天祜先生代表政府再来富厚堂接收馆藏，见得此处“房屋虽年久失修，但大体完好……，书插架于花厅楼上，满屋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书约有200担之多，一人督运，深感困难，幸县文教科和区政府大力协助，用船运抵长沙”[7]，尹先生还发现曾国藩60岁时“各方赠送的礼品一一刷金屏联。这大批屏联是黄金箔制作……，有太平天国《伪官执照》和《伪印清册》。清册上面列载了大批太平天国官将职衔姓名及执照印件名称……”[8]。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对富厚堂馆藏的管理者肃然起敬，为富厚堂馆藏顺利完整地成为了国家馆藏而无比欣慰，因为，这正是家庭档案的社会价值所在。纵观近代名人的家庭馆藏保存状况，或遭焚掠，或被变卖，在“强盗”当道，防不胜防的时代，家庭馆藏能够如此有始有终，只有富厚堂人做到了。
1.3精品档案成为“旅外文献”
富厚堂的精品档案主要指曾国藩及其兄弟、儿辈的手稿。这些手稿被曾氏后裔称为“先人手泽”，晚清学界称此为“八本堂文献”（富厚堂以前叫“八本堂”）或“湘乡曾氏文献”（富厚堂以前属湘乡县），为了这些手稿的妥善保存，曾氏后裔将其进行了多次转移。1938年，日军扫荡长沙，城内文物受到严重破坏，家住长沙的曾宝荪和曾约农姐弟俩为躲避日军焚掠，于“文夕大火”[9]前一日“将其曾祖日记、家书及近支先辈手泽运出故居，遄往桂林，辗转南宁，迂到出境南关而至越南河内，逾年始达香港”[10]。两年后，他们考虑再三，又将这批手稿送回富厚堂保存；解放战争时期，曾氏后裔担心这些先人手稿受损，将其第二次运抵香港九龙，1951年转运至台湾，寄存台湾故宫博物院至今。由于这些手稿经历了多次境外转移，被人称之为“旅外文献”，曾氏后裔在保护这些“旅外文献”的过程中，历尽艰辛，多次险遭战乱劫焚，想尽千方百计才得以保全。这批“旅外文献”经得曾氏后裔同意被学界编辑、出版，近年又有不少藏品发现。
2富厚堂家庭馆藏的文化影响
2.1对档案、图书与文博事业的影响
较之近代诸多名人家庭档案，富厚堂的馆藏不仅有涉天涯如近邻，逮远古如今日之功能，其集图书、档案与文献一体，这一特色曾吸引了不少学者对富厚堂的倾情向往。且不说，美国别动队军事顾问在藏书楼“看了许多英文书籍……不想回营”[11]的满意利用情形；也不说抗战时期，广西文史馆为编写《太平天国的运动史》通过查阅富厚堂馆藏，使其文稿由27000字增加到33000多字的利用效果。富厚堂馆藏的价值在今天依然无可替代。笔者近年多次往湖南省图书馆，在该馆见得利用富厚堂藏品者络绎不绝，在办理了一点也不亚于银行保管金库一样的严格手续之后，终于有幸阅看到了《富厚堂藏书目录》与《曾国藩手书奏稿》等镇馆之宝，自然想象当年富厚堂家庭馆藏的管理是如何的严谨，欣慰和敬佩中倍感其价值无可取代，小心翼翼捧着，轻轻翻阅，唯恐损坏丝毫。随着富厚堂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富厚堂所在地双峰县组织专门力量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内外“寻宝”，搜集到了曾经属于富厚堂的大量珍贵史料，其中有《曾文正公手写日记》、《曾惠民敏公手写日记》、《湘乡曾氏文献》影印本与《先正曾国藩文献丛编》，所含大量曾国藩历年折片、清单、咨文、谕旨及传记资料，有《李秀成亲笔供词》复印本，还有湘军重要将帅及太平天国重要人物画像……，达“两百余万字……曾氏有关图片一百余幅”[12]，均为清宫稀缺档案，“是研究曾国藩早期官宦生活最重要的第一手原始材料……”[13]。双峰档案人秉着“不负富厚堂先人遗训”的宗旨，将这一批档案确定为“国宝档案”，准备建立专门档案馆进行保管，据说这一计划已得到了国家资助，这对双峰，对湖南，乃至全国档案、图书与文博事业的发展都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2.2对曾氏后裔的影响
家庭档案是一个家族的血脉和灵魂，曾国藩将自己成功实践的原始记录材料保存下来，为其后代留下了不同凡响的发迹精神财产和文化遗产，其后裔秉承曾国藩遗旨，以家庭馆藏为依托，办家庭学校，实行藏读结合，据曾宝荪对富厚堂过年的回忆：“正月十八我们家中的规矩，家塾就要开学。开学一日请先生吃酒席，……第二日清晨，大家拜毕孔夫子，就正式读书”[14]。在富厚堂馆藏文化的影响下，曾氏家族人才辈出。曾国藩的儿辈：曾纪泽是著名数学家、外交家，曾纪鸿16岁参加殿试入翰林，有“翰林才子”之称，儿媳郭筠擅长咏诗、文史，其《艺芳馆诗存》享誉海内外，女儿曾纪芬为著名书法家。曾国藩的孙辈曾广钧、曾广铨、曾广銮、曾广钟、曾广珊等均为知名书画家、文学家、教育家、诗人……。曾氏兄弟的增孙辈：曾昭抡为我国中科院院士，曾宝荪为国际著名教育家，曾宝施为国外著名翻译家，曾宝菡为著名医学博士，曾昭杭为著名教育家，原任湖南省政府参议，曾昭桦为香港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广西省政府高级顾问，曾昭柯为美国著名学者，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参谋，曾昭亿为国立南洋大学著名教授，曾昭权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著名教授，曾昭楗为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曾昭棉为我国公路无线电通讯网设计专家，曾昭谏为交通大学硕士，曾昭橘为我国文物、考古学著名专家，曾昭桓为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曾氏兄弟的玄孙辈：有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委员的曾宪杰，有担任过尼克松总理文化顾问的曾偌和，有香港国画大师曾厚熙，有发明细菌万能胶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知名教授曾庆斌……。据有关方面透露，曾氏后裔有较高名望的学者达300余人，遍布政治、经济、文化、史学、艺术、工程、医学、商学等领域。这样显赫的家族，在近代中国是极少有的。应该说，是曾国藩的家教思想以及富厚堂的家庭馆藏所产生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成就了这个家族。
2.3对曾府幕僚及近代名人的影响
名人家庭档案不仅能成为其家族的精神支柱，也可成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地方的精神取向。翻开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富厚堂馆藏对近代诸多名人产生的影响。首先受到直接影响的是曾国藩的书启、幕僚，如赵烈作、莫友芝、丁日昌、袁漱六、黎庶昌等。赵烈文（1832-1893）作为曾府的首要幕僚，不但曾国藩很多手稿是经他的手保存下来的，而且他很注重自己手稿的保存，留下诸多日记，家有藏书数万册，建有专馆“天放楼”；莫友芝(1811一1871)在曾国藩幕府时，频繁往访文宗、文汇两阁藏书楼搜书，建有“影山草堂”藏楼，留有大量馆藏；丁日昌（1823—1882），设有专用馆室“持静斋”藏楼，收藏史料达十余万卷，编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与《持静斋藏书纪要》等，；袁漱六，朝夕收买残书，穷日不倦，不但自己拥有大量馆藏，还将很多珍品送给了曾国藩，留有书目《卧雪楼书目》四大册；黎庶昌，家藏史料万卷，著有书目《拙尊园存书目》、《日本见存书目》……。受曾国藩影响的近代名人，且不必说梁启超、蔡锷出于对曾国藩的崇拜，分别编写《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曾胡治兵语录》，就是近代有着完全不同政治信仰的两位著名领袖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对富厚堂馆藏倍加推崇。当曾宝荪和曾约农将“先人手泽”转至台湾时，蒋介石即“特命将曾国藩父子手稿微缩成胶片保存，以防意外损失”[15]，据说浙江奉化县有一“半山老楼”曾为蒋氏藏楼，后作为国家文物保存。毛泽东评价富厚堂馆藏“上自乾隆，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16]，其在长征中随身带着两个箱子，里面装满了文件资料，并安全保存至西柏坡，长征后又大力组织收集“长征回忆录”，使我军历史资料得以完整保存，据说中南海内的“菊香书屋”原是毛泽东藏书之地，其“晚年的藏书已近10万册”[17]，这是否受曾国藩的影响有待考究，但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告诫毛泽东学曾国藩，言“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8]确有其事。
3.富厚堂家庭建档的思想基础及时代背景
3.1为延绵耕读之家
富厚堂是一个有着浓厚耕读文化的家庭，这种耕读文化风气源于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早在曾星冈主家时，他就萌发了耕读可以发际家业的思想，提出了 “早、扫、考、宝、书、蔬、读、鱼、猪”[19]的“八字诀”：“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考”即敬奉祖先，“宝”即重视亲戚朋友关系，“猪、蔬、鱼”分别指喂猪、种蔬菜和养鱼，“书”指藏书、读书。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平生好学，原建有“利见斋”书室，保存有数千卷书籍资料，曾国藩还为“利见斋”编过一个书目，其中“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20]一诗，反映了曾麟书对父亲曾星冈耕读治家的继承。曾国藩步入仕途后，尊承前辈教训，告诫家人：“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21]。强调：“家中读书事，弟亦宜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皆须读书，令晓文理，在乡能起稿，在外能写信，庶不失大家子弟风范”[22]。同时将祖训进行了调整，变成了“书、蔬、鱼、猪、早、扫、考、宝”[23]，将“书”提到了首位，使家庭耕读文化有了进一步深化，同时注意将一纸一字、一书一物寄往家中，以此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这成为了其家族奋进的精神动力和发迹的重要文化基础。
3.2为传承中华文化
档案、图书、文物是传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富厚堂收藏的数十万册史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在谈到“天一阁”藏书楼时说：“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产生一种企盼”[24]，这种企盼当然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和传承。是的，传统文化能让一个民族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能让广阔的国土长存文明火种。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乾隆为编纂《四库全书》谕旨各省采访遗书的举措，当时的“天一阁”藏书楼，因进呈了大量珍贵古籍而受到褒扬，为肯定其贡献，乾隆授意有关书楼的建设应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富厚堂的馆藏是否受与“天一阁”影响暂无考究，但这一事件对后来家庭收藏的推动确实很大，应该说曾国藩至少是个“智者”，他留下以及在他影响下保全的一楼档案史料，使中华文化得到了极大传承，如果多一些这样的“智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某些成份就不会失传。从曾国藩强调“家府收积之物，应为之目录、兄弟子姓，继继承承，尚当不替”[25]到明确表示其家藏目的是为了“将来兄弟老境，同在家园畅聚，请动族戚吊出文卷”[26]的思想来看，充分反映了他希望家庭馆藏代代相传的强烈愿望。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极力保护还体现在其《讨粤匪檄》中对太平天国的声讨。太平天国起义时无书不焚，无庙不毁，曾国藩将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27]斥为罪过，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刻骨铭心的责任，也不难看出他建立家庭馆藏是为了传播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
3.3受到时政影响
从中国历史看，凡社会动乱，历史文化资料、典籍均会受到重大损毁。如：秦始皇为掌管全国政权“焚烧六国档案典籍”[28]，南北朝的战乱“致使各朝收集的档案典籍，官府文书荡然无存”[29]。晚清朝廷腐败导致文书事务管理每况愈下，档案材料人为损失事件经常发生。咸丰末年户部失火，使所存档案焚尽，致使“故户部无陈案可稽”[30]，朝廷典籍的保管重地“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使很多远年旧档被迫检出销毁，造成有些材料无处可查。曾国藩就经历过此种苦恼：道光三十年四月，他担任翰林院日讲时，需参考先朝之举，想查考先朝的做法，但 “查康熙年间例案，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31]。又有外国侵略者对我国档案的肆意破坏与盗贼，是当时朝廷档案管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官至一品的曾国藩，其经手的奏折、谕旨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他将一些重要政务、军务事项写于家书中，将奏稿抄录寄回家府保存，并郑重叮嘱家人：“凡吾有家书，弟阅后请交建四先生收存，以免遗失”[32]，“凡我屡寄奏摺，家中须好为收藏，不可抛散”[33]。看来，曾国藩在为朝廷档案的安全保管担心，这种担心，果然被后来发生的“八千麻袋档案事件”[34]所应证，致使清宫档案受到极大损毁。如此看来，曾国藩重视家庭建档有先知之见。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TQ001）《富厚堂藏书楼的文化功能及社会影响》阶段性研究成果；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08JD29）《曾国藩文化思想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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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发表于《档案学研究（CSSCI源刊）》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