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名臣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中国近代仅存的乡间侯府，其内的藏书楼被后人称之为“侯府”藏书楼。 1.1读书成就仕愿。曾国藩作为一名农家弟子，攀到礼部侍郎一品大员高位，以至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与其家风——耕读文化有很大关系。曾氏家族早在曾国藩祖父曾星冈时，就萌发了耕可以养家，读可以取士的思想，于是提出了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1]的八字诀（“早”既早起，“扫”既打扫庭院，“考”即敬奉祖先，“宝”即重视亲戚朋友关系，“猪、蔬、鱼”分别指喂猪、种蔬菜和养鱼，“书”指读书），以求耕读传家。不料曾星冈三个儿子无一成仕，仅曾国藩父亲曾麟书获补了一个县学生员。曾国藩系曾家长孙，其五岁令从父亲于“利见斋”念书，先后离家就读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地。为提升学业，曾星冈多次请名师到家府授讲。尤感成仕压力之大的曾国藩，在两次会试落第时，正琢磨着读书法子，唯愁家中书籍贫缺，恰在返乡途中遇见《二十三史》，惊喜之中将随身物品典当，买回此书，曾国藩这一行动得到祖父的高度赞赏，从此日夜攻读，《二十三史》这部历史巨著极大地充实了曾国藩的文化底气，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终以优等成绩被钦点为翰林，圆了其祖辈取仕之愿，也开始了他步步高升的仕途生涯。有人说，是《二十三史》成就了曾国藩的仕途，这或许不无关系。 1.2从读书中悟出藏书的道理。进得京宫，此地高手云集，曾国藩观朝中先辈多读书用功笃实，觉得要赢得立足发展必须不断读书学习。他在家信中对父母说：“翰林院为储才养望之地，男居此职，仍日以读书为业”[2]。受翰林名儒唐鉴指点：读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要专政一种经书，一经若通，其他各经就会触类旁通”[3]，为此，曾国藩为自己订下必修课程：义理、经济、词章、考据，每天频繁出入琉璃厂书市借阅书籍，但借书数量有限，为博览群书，有时只得“狼吞虎咽”或不时的去调换。一次，《正史》尚未看完，就去琉璃厂“转换回《易知录》和《卷葹阁稿》各一部回”[4]，这使他感到“读书而无书是大苦事”[5]，于是积攒银两买书，仅仅四个月就购得《史记》、《汉书》、《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诗经大全》等数百部好书，不到7年时间，其藏书多得摆不下住房，他感叹“无一压囊钱，僮仆饥眠。层层自缚不成蝉。若买残书堆破屋，屋少如船。搜索贩丛边”[6]。为了买书，曾国藩给家里寄钱不多，家兄误以为他私顾小家，曾国藩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我仕宦十余年，现京寓唯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物，则与五兄弟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我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不以自私”[7]。可以看出， 曾国藩在京时，读了不少书，藏了不少书，这为他家府日后的藏书打下了重要基础。 1.3.将书籍随寄家中。曾国藩自己嗜好书籍，更希望弟、儿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不断将自己所购书籍寄回老家，据《曾国藩全集.家书》记载，仅道光二十五年四月，曾国藩寄回书籍就达三批次，如此源源不断。即使军务在身也仍将寄书摆在重要位置。咸丰八年，曾国藩军次浙江，沿途家信写道：“余于二十一日未刻至岳州。丁义方自九江来，带有书四篓，余留《宋元通鉴》《明史》在营，馀皆寄家，开单附往查收”[8]。他经常趁乡人来营带书回府。咸丰九年十二月托幕府俊四带回书一批，其中“《圣教序》墨一匣，殿板《十三经注疏》一部‘初印也’”[9]。即使军事繁忙，也不忘给家府寄书，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与太平军交战在即，将“ 所选古文，已钞目录寄回”[10]，曾纪泽要算术书，即派潘文质送南五母舅回籍之即“带书至家”[11]。在曾国藩心里，书就是宝，如寄书没收到回音，便会立即询问：“《欧阳生文集序》寄晓岑，久无复信，不知寄到否……托小岑买得刘石庵小横幅，已取回否？”[12]。如此一来，曾国藩家中藏书不断丰富，欣然之余，他对儿子表白：“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13]”。 他还将祖传“八字诀”中的“书”提到首位，变成“书、蔬、鱼、猪、早、考、宝，扫”[14]可见曾国藩以藏书为家业的思想策略，正是这种思想，为其秀才辈出的显赫家族奠定了重要的精神财富。 2.1.兄弟力搜名贤文集。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藩在吉安与太平天国鏖战，曾国藩想到吉安是我国旧时名贤文集之地，立即致信弟弟：“吉安在宋明两朝名贤接踵，如欧阳永叔、文信国、罗一峰、整庵诸公。若乡绅以遗集见赠者，或近处可以购觅，望付数种寄家”[15]。曾国荃在繁忙的军务中购到一批书籍并寄回，曾国藩很满意：“此书……较之兄丙申年所购者（即上述所提《二十三史》）多《明史》一种，馀略相类，在吾乡已极为难得矣”[16]，于是再信其弟：“《欧阳文忠集》，吉安若能觅得，望选寄回”[17]，并强调：“如有《大学衍义》、《衍义补》望买之。家中现有四《通》，而无而《衍义》，祈弟留心”[18]。在此期间，曾国藩与曾国荃的书信中很多是关于搜集书籍的。由于当时太平军兵临城下，曾国荃来不及将有些书寄回，曾国藩便催促：“《宋史》至今未办，盖阙典也”[19]。如此穷追不舍，曾氏兄弟从吉安寄回了大量名贤古籍。 2.2多方求购珍藏本。为了得到好书，曾国藩很能放下架子，咸丰九年，已名声大振并即将委受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于四月十二日致书给时任刑部员外郎的邵懿辰：“闻有合刻《周易程传朱义》为读本者……阁下曾见之否？望觅一部见寄。……其价或先寄，或买妥再寄，祈示知”[20]。后邵懿辰寄曾国藩《孙芝房墓志铭》、《庄子》、莫刻韩文、《古今逸史》及《知不足斋从书》等书，曾国藩称此为“皆难得者”[21]。曾国藩想得到《剑南集》精装本，向时任礼部主事的甘晋求购：“《剑南集》可爱之至。昔在京华购得一部，不及此书之精也。与上年所惠初印《十二经》均可宝贵，感谢！感谢！”[22]。如得不到所需书籍，曾国藩就追问版藏。咸丰九年，他写信给时任湖北候补道张曜孙：“皋闻先生《仪礼图》与《茗柯文》，自壬子出都后，即不复见此书。曾处尚留一二部否？”，[23]当张曜孙复“先世父《仪礼图》诸书，行箧所携，皆毁于兵火……灰烬之馀，仅存数纸，并以附呈”[24]时，曾国藩追问：“《仪礼图》版藏何处?”[25]。后得知板存常州，曾国藩立即派人前往组织再版，获得此书。 在追问藏版时，曾国藩还打听“吴俊所绘顾亭林先生画像，台端曾刻石一通，有拓本可见赐否？尚乞留意嘉饷为荷”[26]。平时威风凛凛的曾国藩，为了购书却不顾了身份，可见书籍在他心目中有何等重要。 2.3广泛接受赠送。当时的曾国藩已到了登高而呼，应者云集的地位，一些地方官坤择其所好，争相购赠。这在曾国藩日记中随有所载,刚进京不久，曾国藩就收到“胡润之送《陶文毅全集》”[27]，“刘世兄送《西安圣教》”[28]， “许仙屏送余书一箱”[29]，陈岱云赠“《皇清经解》（共三十六套[函]，三百六十册）”[30]，曾国藩如获至宝：“报感报愿！”[31]；咸丰期间，曾国藩藏书成瘾，成批接受的赠送，在九江受“庄木生送书数十种”[32]，曾国藩称 “多为救民要切之书”[33]，在浙江受“丁义方送书四篓”,受邓小芸送《沅湘蓍旧集》等二百卷[34]，在建昌受李元度送“二万余卷”[35]，在抚州，受邵位西送南宋珍典书籍数百种册……，数不胜数。后来，曾国藩回想起当时收书 “亦可快也”[36]的乐趣，还兴性未尽，因为这些书很多是当时难觅的珍品，如：《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石经》、殿版《二十四史》、《中州文征》、《鄢陵文献志》、《记过斋丛书》、《通典》、《通考》、《三希堂法帖》、《大观帖》、《皇甫碑》、《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据有关记载，仅咸丰末年至同治五年，曾国藩接受的赠书达三十多人次，计六百余种类，这成为曾国藩扩充藏书的又一重要途径。 3.1招专人入府搜编古籍。藏书花费了曾国藩大量精力，但这又是他终生未肯放弃的事业，所以不得不请专人入府帮办，为曾府藏书出力者很多，其中终生为曾府藏书者为莫友芝。当时，不少地方的古籍受到战乱严重损毁，曾国藩派莫友芝赴镇江探访文宗阁《四库全书》下落，当莫友芝得知此书已被当地绅士移书避深山之中，便四处奔波，千方百计获得，并向曾国藩表示：“友芝挨秋间更历诸郡，仔细探访一番，随遇輟拾，不限多少，仍交运使恭弃”[37]。为拓展搜书的路子，莫友芝努力探访富贵家宦室所，后搜到唐代的《说文》木部手抄残卷珍本128卷，经他反复考证、笺疏，写成《唐本说文木部笺异》，后来，莫友芝帮助曾国藩开办江宁书局，“主持刊刻了很多书籍”[38]，其中包括《船山遗书》，这不仅使曾府藏书得到进一步扩大，使我国一些重要经典书籍得到传承。莫友芝病逝时，曾国藩率官员一行前往祭奠，亲撰挽联 “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饮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尊和泪，来吊诗魂”[39]，充分表达了他对莫友芝的感激之情。入曾府专办藏书者还有黎庶昌，黎庶昌一边努力搜集古籍，一边对濒危书种进行刊刻，先后“完成了《古逸丛书》、《续古文辞类纂》等多种书籍的编纂”[40]。这些书籍极大丰富了曾国藩家府的馆藏。曾国藩去世后，黎庶昌极力搜集曾国藩遗留的日记、书信、奏折、诗文等手稿，“编辑了《曾太傅毅勇侯别传》和《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等书，还与人合编了《曾文正公全集》”[41]，这是黎庶昌对曾府藏书的另一重要贡献。 3.2巧设搜书机制。咸丰八年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江西省城成立递文站，由丁石汸经理一切。应说，递文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文书，但递文站一成立就体现了其搜书功效，据有关记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丁石汸转给曾国藩的书籍就达数十种。其中有“《司马温公集》一匣，二十四本、《五种遗规摘抄》四本、《现象授时》六本、《观象玩占》十本”[42]，“缪刻《太白集》四本，江艮庭《尚书》六本，共五十余册”[43]，《五代史记注》等6种书籍，同时，曾国藩令丁石汸转告幕内知己庄木生“购买万刻大板《五经》”[44]，还通过李瀚章令丁石汸转运书籍：“前、后《汉书》，望即令其速送建昌为要”[45]，可见，递文站成为了曾国藩采购和转运书籍的机构。咸丰八年三月，曾国藩据地搬迁，行前交代:“将书籍交施占琦转运”[46]，此见，其采购、转运书籍的机构不止一处。 3.3认藏书家为亲家巩固家藏。时松江任知府袁漱六嗜好藏书，曾国藩主动请媒，将自己的大女儿曾纪静许配给袁家大儿子，袁攀上这门高亲后，不惜代价将自己的很多珍贵书籍送给了曾国藩，而且为曾国藩继续穷搜宋元旧典。曾国藩称道：“漱六近年购书籍，兼济所旧，渐欲润泽丰美”[47]。袁漱六兄弟还负责了曾国藩京书运送曾国藩老家湘乡“侯府”的任务。由于战火原因，曾国藩考虑到书籍的安全，将京宅全部书籍转运回老家富厚堂藏书楼，为此郑重告诉家人：“兹有袁漱六亲家之胞兄袁铁庵将我京中书籍概行运达至湘乡（富厚堂所在地），此行共万余里，吃尽辛苦，到我家时，望加意款待，至要重要。其书交建四先生及纪泽细心清厘”[48]。可见此次书籍转运的数量之多与责任之重大，不料袁漱六在运书途中病逝，曾国藩担心书籍的运输，信督其婿（袁漱六长子）询问书籍运输情况，袁婿回岳父：“父亲遗命是以藏书不可遗失一本”[49]，可见袁氏对曾府藏书的高度负责。力经八个多月水陆的艰苦跋涉，这批书于咸丰十年四月如数运至曾国藩家府富厚堂藏书楼，据说有300余担。看到堆积如山的书，想到袁漱六为此付出的艰辛，曾国藩叹曰：“有志读书，期全于古之作者，而竟为不能偿一二，良可沉痛”[50]，足已体现袁漱六对“侯府”藏书的贡献，也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袁漱六的感激之情。 曾国藩把藏书视为一生事业的重要部分，其家府富厚堂藏书楼所藏书籍一直有专人管理，直到1950年被政府整体接收，这些，笔者已在另文中做过专门介绍。这座“侯府”藏书楼当时到底存有多少书籍，以前有关报道是三十余万卷，从近年有关研究资料看，可能不止这个数字，除了书籍还有大量档案史料、珍贵字画、金石碑帖等文物，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1][2][7][8][9][10][11][12][13][14][17][42][43][44][48]《曾国藩全集.家书（一）》. 岳麓出版社，1987. P536，117，184，397，511，637，795，491，476，542，381，494，511，501. [3][4][21][37]《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出版社，1994. P92，43， 393， 92. [5][20][22]《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出版社，1994. P1050， 963，992. [15][16][18][19][23]-[26][32][33][35][36][42]-[46]《曾国藩研究导报》第19期P25-28. [38][39][40][41]徐泰来等《学者笔下的曾国藩》，岳麓书社1997.P530，531，532，533. [45][46][47][49]《曾国藩研究导报》第8期P7-13. [34]《 曾国藩藏书与治学》曾国藩研究网2009.04.22. [50]《曾国藩全集.日记》清李瀚章、李鸿章，中国华侨出版社392. 注：此文发表于《图书馆》（CSSCI源刊）2009年第5期 . | 
